乾隆朝,当官是高风险的职业

南陽-劉英團 　
　　“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,国多受一日之蠹”,“斧钺一日未加,则侵贪一日不止。”在惩贪与治吏上,乾隆做得比他的父祖康熙、雍正都好,更令他的后世子孙无法望其项背。
　　
　　督抚有封疆之寄。乾隆认为,“督抚为一省表率”,“政治行于上,民风成于下。”是故,乾隆尤为关注督抚的廉政问题。他说:绝“不可为贪吏开幸生之路。”乾隆一朝,几乎没有一年不“惩贪”。杨灏是湖南布政使,主管一省的财政,比主管司法的按察使(或称臬司、臬台)高一级,从二品,仅低于总督和巡抚。而布政使又因为管着“钱袋子”,原则上归财政部(户部)垂直领导。所以,督抚无论是搞政绩还是捞好处,都少不了布政使这个“财神爷”的配合或支持。正因如此,布政使成了绝对的“高危岗位”。杨灏利用职务之便,从采购国库粮的款项中侵吞白银三四千两(约合人民币60万~80万元)。这绝对是个小数目,连鞋子都“打湿”不了。但是,乾隆看了卷宗后,雷霆震怒,一天之内居然连下四道圣旨。
　　
　　在乾隆看来,杨灏监守自盗、数额巨大,如果退即可免死,贪官们必将“前腐后继”!所以,他在当天另发给军机大臣的第二份谕旨中说:“蒋炳(湖南巡抚)奉到此旨,即率同藩臬二司,将杨灏亲押,即行正法。倘泄露风声,俾先知觉,或至自戕殒命,不及明正典刑,即令蒋炳抵偿。”在当天的第三份谕旨里,乾隆将怒火对准了蒋炳:“该抚蒋炳、竟敢将该犯入于缓决,此非寻常朦混瞻徇可比,蒋炳已交部严加治罪。”蒋炳本想救杨灏一命,却没料到反而让杨灏死得更快,还把自己也搭了进去。“蒋炳将官犯杨灏一案,恣意欺罔,混入缓决,甚属乖谬,着即革职。(第四道诏书)”如此看来,当官还真是高风险的职业。